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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中国治理变革试验场

发布日期:2018-7-13 上午 11:31:56 浏览:77

来源时间为:2017-07-24

铜陵,中国治理变革试验场

2013年12月25日23:46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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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铜陵正是中国治理变革的基层试验场:这个人口74万、总面积1113平方公里,安徽省人口最少、面积最小的地级市,以铜立命,因改革而崛起,人均gdp能与北京、上海媲美。然在经历了几十年重工业开发后,环境容量趋于饱和、铜矿资源面临枯竭、土地资源遭遇瓶颈,铜陵主政者在探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可持续增长路径中,大胆推动了经济社会中“人的因素”的治理变革:这座城市的居民孩子上学不需“择校”,户口没有“城市”与“农村”之隐形的福利差别,街道变身大社区,社区居委会实行直选,居民议事厅决策公共议题…

时代周报_265期_评论(0)

钱津宁插画

安徽铜陵,长江边上的一座皖南小城,屡次因为“改革”备受瞩目。

最早将铜陵与“改革”叙事相联系的,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1991年11月14日,时任铜陵市长的汪洋在《铜陵报》组织发表了题为《醒来,铜陵》的文章,震惊全国。文章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自汪洋开创了“改革小气候”以来,铜陵一路先行先试,成为改革热土。本世纪以来,“铜陵模式”不胫而走:2006年,经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肯定,铜陵“均衡教育”旋风席卷全国;2010年,铜陵试水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在国内率先尝试撤销街道办“隔热层”,政府服务逐渐下沉;2012年,铜陵推动了被称为“史上最彻底的户籍改革”……

如果我们跳出时间的限制,审视铜陵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变革,不难发现,个中脉络均指向今日中国政经视域中的一个宏大命题:治理变革。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其论著《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中曾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完成艰巨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这场被中共诠释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决定》还指出,需要“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

某种程度上,铜陵正是中国治理变革的基层试验场:这个人口74万、总面积1113平方公里,安徽省人口最少、面积最小的地级市,以铜立命,因改革而崛起,人均gdp能与北京、上海媲美。然在经历了几十年重工业开发后,环境容量趋于饱和、铜矿资源面临枯竭、土地资源遭遇瓶颈,铜陵主政者在探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可持续增长路径中,大胆推动了经济社会中“人的因素”的治理变革:这座城市的居民孩子上学不需“择校”,户口没有“城市”与“农村”之隐形的福利差别,街道变身大社区,社区居委会实行直选,居民议事厅决策公共议题……

一连串的治理变革别有新意,用改革换取新的改革红利,这是“铜陵模式”的活力之源。基于此,我们便能真正理解,在汪洋开启了这座皖南小城的改革密码之后,铜陵何以持续蓄积改革的动力,进而发挥从改革走向再改革的能力。

即将到来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中国期待更多来自基层因地制宜发挥能动性,实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探索实践,而这正是我们解读铜陵改革路径和改革动力的现实意义。(黄梦真)

上篇平权改革进行时

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怎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与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成就相伴生,并始终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

铜陵多年来有自己的探索路径:十多年前开始打破区块壁垒,将教育资源向各个学校均衡分配,让好校长、好老师“流动”起来,让铜陵成为一座上学不需“择校”的城市;近年铜陵下了决心,启动户籍改革,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差别,斩断过去的“二元”差别和隐形福利,均衡社会化保障福利;给农房确权,则是铜陵方面着力平权改革的下一步。

“铜陵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以‘民本’为核心,或者说‘割肉平权’的改革。”知名政治学者吴稼祥如此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在他看来,如果推展顺利,铜陵有望成为中国改革中的下一个“小岗村”。

不需“择校”的城市

汪芳的女儿明年就要入学。家住铜陵市郊区淮河南路上的她,考察过住所附近的学校—小学阶段,有店门口小学、金口岭小学以及爱国小学3所。其中,爱国小学的口碑更好一些。而明年,铜陵当地的知名小学实验小学可能也将在附近新开一个郊区分校。

和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父母不同,汪芳女儿的“入学”与竞争无关。“这只是一件简单到几乎不用做任何准备的事”。她无需走关系“占坑”,不必为买学区房伤神,更不用辅导孩子准备入学面试。

“通常,每年五六月,各个学校都会贴出入学通告。只要在规定时间段带着孩子的资料进行预报名就可以了。”汪芳心仪的学校是爱国小学以及筹备中的实验小学郊区分校,但她并不觉得非这两所学校不可,因为,“其他小学也不赖。”

在铜陵,择校不是家长关注的话题。按照汪芳的看法,铜陵的小学虽在师资力量、教学质量等方面存有差别,但差距很小。很少有人会为了择校而买房、搬家。

在初中阶段,铜陵拥有四中、十中、十二中、十五中等几所学校。汪芳难以区分它们的优劣,“如果以升学率为标尺,有时a校好,有时b校高,有时状元又在c校。”

10多年前,铜陵择校风不弱于国内任何一座城市。如今在安徽大学读研三的殷泽文至今记得当年的“盛况”。

2001年,殷泽文进入中国南车集团铜陵车辆厂职工子弟中学读初中。那时,缘矿建镇的铜陵主要有两类学校:一类是矿区企业所办学校,另一类则是市属学校。

上世纪90年代始,工矿学校随着“铜都”矿产资源的枯竭而没落,而职工子弟中学亦颓势渐现。殷泽文升入初二时,班里突然间有10多个同学转学。“当时,一些家长的择校冲动非常强烈,老师极力挽留都没留住。”殷泽文说。

其实,早在1997年,铜陵市教委就开始整治“择校”—宣布取消所有重点初中和小学,取消全市统一的小学毕业升学考试。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但即便如此,资源较好的学校依然极受追捧。

乱收费现象是必然的,为了进入实验小学,每年得交4000元。与此同时,各种曲折的渠道也开始出现。挂户—找到学校片内的亲戚,然后再通过派出所的“关系”把小孩户口“挂”进去;换户—在学生上学之前,两家户口临时调换;空户—只找个房子,登记个户口,其实却没人;假户,连人带房子都没有。

铜陵市尝试将教育资源向各个学校均衡分配。在此后10多年时间里,该市安排7.5的教育附加资金以及20的高中计划外资金用于建设薄弱学校。

“目前为止,全市共改扩建学校近40所,使校与校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让薄弱的学校不再薄弱’确保每一所学校基本达标。”铜陵市教育局副局长汪慧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具体的做法则是,一是将“好学校”的招生指标切块分配。即把市一中、市三中和县一中3所省级示范高中招生定向指标按一定比例统一分配到全市所有初中。

二是要求师资“流动”,让部分骨干老师、优秀校长调至新建或薄弱学校任职,并在学习培训、职称评聘、工资津贴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以2011年和2012年为例,一县三区教师相互交流就分别达500和400余人次。”汪慧珍说。

2004年,铜陵市均衡教育的受益群体进一步扩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开始被允许“无条件”地享受与城市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权利。

湖北人林益中正是因为这一点才选择留在铜陵。2007年,他从老家鄂州来到铜陵,很快就开起了出租车。几个月后,他接来了妻子与儿子—妻子开早班,他开晚班,儿子则进入了租住房子附近的一所初中读书,“借读手续一趟就办妥了,而且,没有借读费。”林家并没有经历让中国大多数打工者痛苦不堪的两地分居的生活。

“最彻底的户籍改革”

教育只是铜陵市试图均衡供给的公共服务之一。

2008年4月,安徽省先后批准芜湖、马鞍山、铜陵、淮北、合肥、淮南等6市为安徽省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探索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省里的要求主要是针对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就业与社会保障等方面。我们当时按照常规的方法,做了‘1 10’方案,也就是1个总体方案和10个子方案。”据铜陵市城乡一体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钟和平回忆,“由于在这之前铜陵市已经推行了教育均衡的改革,所以,大致的想法是继续通过大量民生工程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但是,经过3年努力后,我们感觉,城乡一体化的工作没有太大的突破。”

“后来,姚(玉舟)书记找了农委主任以及分管市长研究,商讨城乡一体化究竟要怎么做?当时我们想,铜陵的城镇化率比较高,已经达到了75,一些人均指标也不错,或许,户籍改革的口子可以开。”

2011年4月,铜陵市组织了一批人员前往成都、重庆等户籍改革先行市考察。“回来后,市政府的一个副秘书长临时找了3个人,我一个,还有两个年轻人,留下一堆重庆和成都的资料以及一个任务:10天之内拿出户改的初稿。”

钟和平在这里提到的姚书记,是其时的铜陵市委书记姚玉舟。钟和平记得,为了推动户籍改革,当时由市政府统筹,紧急抽调人社局、卫生局、计生委、发改委等十几个单位的分管领导集中办公,起草各个部门的初稿。“接着,我们仨再整合修改,大约用了一周,作出了整体方案以及配套政策的初稿,涉及教育、就业、住房、民政、计生、养老、医疗等12个方面。”

钟和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户籍改革启动时,很多方面都存在阻力,尤其是“养老”问题:农村居民是否可以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市民待遇,购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或是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我们做过评估,如果铜陵市的所有农村居民都购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府财政其实是吃不消的。但当时的姚玉舟书记、侯淅珉市长都支持打通渠道,实现社保并轨。”铜陵市的一位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最终出台的方案是,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参加新农合还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以这几年的情况看,对政府财政的冲击不大。”上述官员认为。

当改革遭遇现实阻力,铜陵主政者的远见与魄力发挥了作用。比如,在保障性住房方面,铜陵市明确规定,农村居民及外来人口满足一定的条件也可享受保障性住房分房。

“侯市长来自住建部,对这一条非常支持,当年就责成铜陵市相关部门从原定的1000套保障房计划中拿出100个指标分配给农村居民和外来人口,后来因为有103户申报,于是又增加了3套。”

市长侯浙珉曾在国务院体改委、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工作过,到铜陵前任国家住建部住房保障司司长。

2011年11月23日,铜陵市户籍改革启动。2012年4月起,铜陵市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户口簿被逐渐更换。

时代周报记者看到,新户口簿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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